如今时兴叫老师

20年前，一次文化活动中，有位读者叫我刘老师，我身边一位人士未等我回应，便对叫我的读者说：“他已经不教书了，现在是编辑……”这样的“纠正”，我想他主观上是善意的，但也说明那时“老师”的称谓专指性颇强，并且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，中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，是偏低的，在教授、专家、编辑、记者、导演……云集的场合被个别地叫作“老师”，倘唤者与被唤者之间并无实际的师生关系，那当然是一种对其正从事或曾从事的职业的特指性称谓；那时我正因一篇《班主任》而为人所知，作品的内容也容易让人立即联想到我的身份，一般都是在叫过我刘老师后，紧跟着问我：“在哪个中学教书呀？”或：“现在还上课吗？”

如今情况大不一样，在社交场合，老师是最通行的称谓。不仅双方有师生关系的这样称呼，就是头一回见面，年龄轻点的，对年龄大点的，各种可用称呼里，首选的也是老师；有时年龄大的人，也称年龄小的老师，比如一位60多岁的老大妈，在居民楼下遇见了一位50多岁的工程师，跟他打招呼曰，某老师，您最近忙得紧啊……周围听见的人，绝不会觉得诧异；在车站、码头、火车、飞机、街头、商场……陌生人结识后，一方称另一方老师，不但常闻常见，而且几乎可以说已悄然成为了一种时尚。有位大学教授，我和他一起出席一个活动，人家不知道他有教授职称，称他为某老师，事后我问他被叫做老师是不是比被叫做教授低了一档？他先是一愣，然后笑说，叫老师令他更有被尊敬的感觉，我想他说的是实话。

回想起来，中国社交称谓的演变，很经历了一番嬗变。50年代，同志之称盛行天下，这风气持续到了60年代初，到“文革”时期，大批干部被打倒，加上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还有“特嫌”什么的，成千上万人被划入了非人的“牛鬼蛇神”行列，当然都不能称同志，甚至仅仅是“出身不好”，也难获同志的美称；往往是，报上开始批判某人时，起初还在其姓名后缀以同志的字样，等到再批判时，名字后头不缀同志字样了，那就标志着其人被定案为“牛鬼蛇神”了；“文革”搞得如火如荼时，那就连这种过渡也省略了，比如姚文元的《评陶铸的两本书》，文章从题目就“一步到位”，将陶铸开除了“人籍”。“文革”浩劫过后，许多原来被打倒的蒙冤者，一听有人称其为同志了，立即热泪盈眶。“文革”中在车船街头，陌生人互相称呼，大都比较谨慎，因为弄不清对方“是人是鬼”，而且仅以出身而论，“红五类”似乎也不便称“黑五类”为同志，所以往往以目光接触代替称呼，然后直接问路，或说出其它必要的话来；也有含混地以“喂”“嘿”打招呼的。

“文革”后，同志相称的风气并未恢复到“文革”之前的状态，一度时兴称师傅，不仅把真正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称做师傅，到商店买东西，也可以把售货员叫师傅，叫声师傅总不会令人厌烦尴尬，而且男女通用。有人分析说，时兴师傅的称谓，是因为持续不断地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使得比如像江青那样的坏人一度名字后总缀着同志两个字，而像彭德怀那样的好人倒剥夺了称为同志的权利，结果把同志两个字弄得不那么真切，也不那么亲切了。“文革”后的社会风气是重真才实学，尊重有实践能力、有技术专长、掌握一门手艺的人，师傅这称谓淡化了政治含意，浓化了人情味，听来质朴淳厚。但是，这种本土化的称谓，却在80年代中期逐渐被先生、女士、小姐所替代，虽然在中国固有的语汇里这些称谓古已有之，但在许多使用这些称谓的人心目中，它们分别是英语“尖特曼”、“拉迪”和“密斯”的意译，互相以此称呼，标志着“与国际接轨”，体现出一种开放的、“现代”的、“文明”的气度。到90年代，对男士称老板，也很盛行，不过毕竟还要看场合，而且要看准了其人，才下这个“菜碟”；对已婚妇女，称太太、夫人的也颇多，不过也有场合限制。